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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疆之北是阿勒泰，她是狂野的梦，她是山野的风。」

由于适、马伊琍、周依然主演，改编自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的同名电视剧热播中，描绘了北疆风物的生机，演绎出阿勒泰生活的点滴。

▲ 《我的阿勒泰》海报。图源网络

在祖国西北最北，有一羽靓丽的金翅，这就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它地处北疆之北，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是中国西北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

首府阿勒泰市，位于阿勒泰地区西部，地处阿尔泰山南麓，在古代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牧居地。据记载，秦代牧居在此的部落是由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迁来的塞种人。从西汉开始，历代中央政府均在此设行政管理机构。1984年撤销阿勒泰县，改置阿勒泰市，“阿勒泰”是突厥语，意为“金山”，因山中蕴藏黄金而得名，有“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之说。

▲ 阿勒泰美景。图源千图网

2006年，众多金银器出现在甘肃天水，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色泽中，呈现出一条自西亚、中亚草原而来的传播脉络。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竟是制作金器的能手！

山梁上的惊人发现

2006年7月，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抓获了一批盗墓分子，并缴获了一批文物，这些文物来自该县一处名为马家塬的山梁上，出土于三座墓葬之中。

接到消息后，文物工作人员很快赶往马家塬，他们发现这是一处规格颇高的墓葬群，在被盗掘的三座墓葬中，还发现了丰富的随葬品，其中更是有马骨、马车配件和朱漆皮，表明墓葬的主人可能是拥有马匹、马车的贵族阶层。

▲ 马家塬出土车迹，其表面装饰有各种几何、动物造型的金银镂空饰件，是直接受到草原文化影响的产物。摄影／卡拉·蔡

抢救性发掘当年便开始。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处并不起眼的小山梁上的发现竟然越来越多，发掘规模也越来越大。接下来的15年间，这里发现祭祀坑3个、墓葬70余座、车辆遗迹60余座，精美的金、银、铜、铁、锡、陶、琉璃、玛瑙、绿松石多达上万件。

墓主人到底何许人也，才能坐拥如此多的财富？

在马家塬墓地发掘之初，参与发掘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等学者就指出，墓地中发现的青铜鼎、甗等礼器和各类陶制生活用品都与战国末期的陕西宝鸡、凤翔、咸阳等地出土器物相似。马家塬墓地的主体年代应当处于战国末期至秦代初期，是研究这一时段西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

▲ 马家塬出土的金玉组饰局部（摄影／浦峰），由兽面纹黄金扣饰、带饰、红玛瑙、汉蓝、汉紫等组成，是目前所见战国时期最为豪华的黄金服佩。

然而，马家塬墓地也显露出其独特性：虽然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与战国晚期中原诸国相近的器物，如青铜礼器、髹漆的单辀车等，但更众多器物显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

最早发现的1号墓，墓葬为中原罕见的竖穴台阶式偏洞室墓，而这种葬式最迟在新石器时代就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而马家塬墓地诸多墓葬，还会在墓坑底部殉葬牲畜肢体，则是西周之后率先出现在我国草原地带的葬俗，也并非中原民族墓葬中常见的元素。

▲ 盛装戎王，奢华为尚。图为马家塬M16墓。摄影／海峰

由此可见，从葬俗而言，马家塬墓地融合了中原和草原两种文明的因素。如果说稍显枯燥的礼制让读者难以理解的话，相信那些光彩熠熠的黄金，一定会带给你全新的认知。

东、西在此交汇

马家塬墓葬中发现的金器，主要由黄金首饰和金箔片组成，金首饰包含带钩、耳环、管饰、坠饰等，金箔片则被加工成各种形状，有虎、山羊、龙等野兽，也有三角形、十字形等几何图案。真金不朽，时隔两千多年，这些墓葬中其他随葬品早已被岁月所侵蚀，难以窥见当年的华美，而这些金饰却依然炫目如新。

在中国先秦时代，虽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黄金，并掌握了水平不低的黄金加工技术，但是黄金一直未能成为主流的金属材料，在礼仪祭祀领域无法与技术纯属、产量巨大的青铜相比，在装饰层面也远不如玉、绿松石等宝石普及。马家塬所出的黄金制品既多且精，同时还在墓葬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这是中原诸国的墓葬中所未见的新情况。

▲ 虽然墓主已成枯骨，但一如两千多年前其入葬时的场景——佩戴着金臂钏、金项饰、串绿松石耳坠、3条金带饰、金带钩等奢华妆饰。图为部分文物原件，摄影／卡拉·蔡

仔细观察这些金饰品，只见虎、山羊、鹦鹉、龙等野兽形象频繁出现，虽然在同时代的中原地区的装饰中野兽纹并不罕见，但它们却往往高度抽象化，主要作为填充元素之一，隐没在秩序化的画面之中，很少作为主体出现。

马家塬金饰呈现的风格则大为不同，这些以金箔捶打而成的野兽，往往是画面的主体。如M3墓发现的金箔饰，厚度仅0.1厘米的金箔，被制成大角羊形象，作行走状，羊嘴微张，夸张的大角盘，卷至耳朵后部，栩栩如生。又如同墓出土的虎形金箔饰，老虎形象逼真，大口张开，卷翘的长毛从背部延伸至头顶，四足作行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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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羊形银车舆饰，马家塬墓地出土。摄影／动脉影

这些野兽形象逼真，动感十足，生命力喷薄而出，与中原传统纹饰中的野兽形象差异巨大。却与同时代草原地带的装饰风格极为贴合，如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冢中，就发现了与马家塬风格极为相似的山羊和虎形金箔饰物。

结论似乎很清晰，马家塬墓地虽出现了若干中原地区战国晚期的文化元素，其文化面貌的主流却更接近草原地带。马家塬遗址所处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正是陕甘宁三省区的交界处，往东可进入中原文化繁盛的关中平原，往西则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自古以来都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处，其受到中原影响的部分便应当来自不远处的强大秦国。

▲ 狼形银车饰，马家塬墓地M5出土。摄影／遗岕

而马家塬那草原的另一面，则需要我们顺着河西走廊继续一路向西，去往亚欧大陆的腹地深处寻寻觅觅。

草原上的高速公路

我们先把目光停留在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

在这里，阿尔泰山脉向东西延伸开来，分别进入蒙古西部和哈萨克东部。在蒙古语中，阿勒泰、阿尔泰是同一个词汇的不同音译，意为“金山”。这片地区因盛产金矿而得名，也哺育出发达的黄金文化。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出土于这一带（考古学上称为萨彦—阿尔泰地区）墓葬的黄金文物，以约公元前5—前3世纪的巴泽雷克墓地为代表，被命名为巴泽雷克文化。巴泽雷克墓地中，大角羊造型十分瞩目，几与马家塬所见金饰如出一辙，而相同的元素在新疆多地也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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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大角羊。

学者马健说：“公元前8—前3世纪，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重要舞台之一的萨彦—阿尔泰地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桥梁的东端自然是以新疆阿拉沟、甘肃马家塬遗址为代表的东方考古学文化；其西端，则是另一个赫赫有名的草原民族，斯基泰人（在中国历史记录中被称为塞种人）。壮阔的欧亚草原上，形成了另类的丝绸之路——黄金之路。

大约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突然崛起在黑海北岸的广袤草原上，因出现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巨著《历史》中而广为人知。斯基泰人在吸取了之前草原先民开发出的乳酪制作、牲畜育种、驯马、车辆制造等技术之后，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之后，斯基泰人立即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在一望无际的欧亚草原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开来，而远方的文化也伴随着斯基泰人的马蹄和车轮来到了过去未曾到过的东方。

▲ 出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托罗斯塔坟冢，现藏于乌克兰历史珍宝（斯基泰金器）博物馆。

考古学上，斯基泰游牧文化被总结出了极具特征的“斯基泰三要素”——复杂的车马饰、发达的武器（如青铜短剑）和夸张的野兽纹样。短时间内，在欧亚草原上，“斯基泰三要素”广泛传播，如同一阵不可阻挡的风暴，让原本只在西方流行的金饰和动物纹样，也来到了东方：从里海沿岸到图瓦的阿尔然王冢，再到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和内蒙古阿鲁柴登，黄金与“斯基泰三要素”相伴相随，并最终进入关中平原与中原民族相遇。

彼时，在内蒙古、青海、甘肃、陕西、山西、辽宁等中原的外围区域，生活着众多边疆居民，他们利用草原—农耕中间地带的各种自然资源，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极为贫穷，难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发达的文化，因此他们成为中原民族口中的“戎狄”。

▲ 大地图呈现了斯基泰文化的传播范围，在它一路向东传播过程中，萨彦—阿尔泰地区（小地图）的游牧民族，吸收其文化因素，并与本地文化融合，产生了新的装饰艺术。

而在以斯基泰文化为载体的游牧文化，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毋宁称之为“草原高速公路”——传入中国边疆之后，原本相对稳定的边疆社会，便掀起了一场革命。游牧技术的到来，摧毁了半农半牧的边疆社会，“戎狄”们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驰骋于广袤无垠的草原；此外，更加机动灵活的游牧人，在驯养马匹、机动作战方面优势尽显，在武力上对边疆社会实施降维打击。

在中原的史料中，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原本长期令诸夏头疼的“戎狄”们，似乎已经衰落，而更加强大的新敌人，越来越让中原诸国寝食难安，他们被称为“胡”。而随着“胡”与“戎狄”们的不断整合吞并，最终形成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游牧帝国——匈奴。

▲ 前5—前4世纪巴泽雷克墓出土的骑士壁画。马家塬遗址中出现的虎噬大角羊等纹饰，被认为是巴泽雷克文化特有的风格。供图／TPG

在边疆社会动荡的同时，春秋战国的历史剧正轰轰烈烈地上演着，漫长的争霸之战让每个参与其中的诸侯国都殚精竭虑扩张自己的土地和人口。秦、晋（以及后来的赵）、燕等与北方草原接壤的诸侯大国，自然也将目光投向曾经被忽视的边疆地区。

他们一方面吸取了新兴的游牧战法、组建骑兵部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一方面融合吸收边疆戎狄，让他们成为新的“人力池”，秦国当属代表。从立国之初，远居西垂的秦人，便不断从陇西、关中的戎狄手中夺取土地和人口，直到战国晚期吞并义渠，可以说，一部秦国史就是秦文化与戎狄不断融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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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金车饰，马家塬墓地M3出土。摄影／遗岕

学者们普遍认为，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的大型墓葬，埋葬的便是一支臣服于秦国的戎人贵族（如考古学者赵吴成认为，马家塬墓地的主体民族，是秦穆公时便受秦统治的绵诸戎）。墓葬中颇具中原风格的铜礼器，或许是他们接受秦人礼制的结果，而更多带有鲜明草原风格的金饰，则表明他们身上的另一种基因。

文明之争，也是“物理”之争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对于中原民族来说，黄金并非陌生的金属，至少不晚于商代早中期，中原居民就已经认识了黄金，并且可能已经拥有了可观的黄金加工能力，为什么灿烂绝伦的黄金，在千年的时间中，一直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直到东周晚期才“登堂入室”呢？新造的青铜器，同样拥有金色的外观，为何在青铜的压制之下，黄金仍能脱颖而出呢？

为什么青铜在中原民族建立的社会中长期保持着统治地位，而草原民族则更偏好黄金？为什么在战国晚期，当黄金开始为中原民族所重视，而青铜的地位则显著下降？在青铜与黄金地位的变迁之中，又折射出中国历史什么样的发展走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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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汉金怪兽。摄影／苏蘅

马家塬墓地的发掘，让我们得以回答上面那些看似无从下手的问题，从一个相对微观的视角看到宏大的历史进程。在马家塬，除了那些夺人眼目的黄金制品，青铜制品同样出土不少，只要稍加归纳，不难看出这些器物的艺术风格和用途。

黄金制品以各式金箔片和饰物为主，用于死者穿戴或装饰车马器，如前所述，这些金银器在装饰风格上与欧亚草原地区联系紧密。而墓葬中的金属容器，则基本为青铜材质，其装饰风格，与战国晚期中原地区相符。

▲ 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汉代镶宝石金冠饰。它富有公元2世纪希腊风格，亦是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摄影／苏蘅

换句话说，草原民族偏好的黄金，与中原民族偏好的青铜，同时存在于马家塬墓地之中，这两种不同的材质虽然共存，却基本不见混用，除了其背后的不同文化背景，也应当与黄金和青铜的物理性质有关。

青铜坚固，高温熔化后流动性好，可与发达的制陶技术结合，通过套范铸造造型复杂的礼器；铜矿的储量相对丰富，在探明了矿脉之后，即可进行大规模采掘，原材料供应稳定。

不过，青铜材料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延展性较差，很难加工成小巧轻便的器物；其加工难度也较大，铸造青铜器复杂的流程和精细的分工，使青铜铸造成为当时对人力资源要求最高的手工业门类。

▲ 新疆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的一处青铜窖藏出土的青铜跪像。

中原地区长期以定居农耕为主，居民们聚族成邑，拥有相同血缘的人们，用青铜铸造宏大精美的礼器，或陈列于宗庙，或祭祀于典礼，对外展示家族实力，对内凝聚血缘共识，原本就没有移动需求。

因此，体积越大、造型越复杂的青铜礼器，越能得到人们的青睐，符合这些需求，青铜自然成为最适合中原礼制传统的材料，而青铜的那些缺点，在此时的需求之下显得并不凸出。

与之相对的，黄金虽然储量低、分布分散，且过于柔软，很难制成大件器物，却拥有青铜无法比拟的优势——无与伦比的延展性。即便不进行热加工，有经验的工匠，仅凭捶打，就可以将黄金加工成各种轻薄小巧的饰品。

▲ 出土自黑海克里米亚半岛的侯爵头饰，纹饰为两位斯基泰人共持一个角杯同饮。

马家塬墓地中发现的黄金制品，主要装饰在死者衣着和车马器上，多为小件饰品或轻薄的金箔，这表明这些金器的主人，既喜爱黄金的装饰效果，也看重黄金制品小巧、轻薄的属性。

和许多人想象的不同，从考古证据上看，游牧民的出现是很晚近的事情，至少要远远晚于农民，在农业传统深厚的东亚地区尤其如此。

游牧是一种游居不定的生活方式，这对器物的轻便性提出了近乎苛刻的需求。中原地区盛行的青铜礼器过于笨重，无法满足游牧民便携的需求，围绕青铜礼器展开的一系列礼制传统，在草原地区遂缺少生存的土壤。

▲ 出土于库尔干的镶金角杯。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附近的察吾呼墓地也发现过类似角状酒杯。供图／Bruce White

因此，在草原上，人们热爱黄金甚于青铜——游牧民的首领或者强大的武士佩戴金质饰品，或以黄金装饰衣物、马匹和车辇，闪耀的黄金，即使在空旷的草原上也非常显眼。而利于小型化、轻薄化加工的特性，也让黄金饰品不会影响佩戴者的机动性，这正是草原地带广泛存在黄金崇拜的重要原因。

黄金笑到了最后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民族与草原游牧民的接触日益频繁，地处农牧边界地带的诸侯国向外扩张，将一些游牧区域纳入自己的领土，游牧民的审美，也渐渐被中原人所熟悉。这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战争让不少显赫的家族衰落败亡，但随着国家机器日臻成熟，士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途径，逐渐不再依赖家族的势力，新兴的以军功获得阶位的贵族、官僚阶层，不再倾其所有，投入隆重的祭祀仪式中，而是更加重视个人的享受，精美的奢侈品愈发常见。

在这样的历史浪潮之中，黄金制品逐渐得到中原贵族的认可，他们需要的不再是陈列于宗庙中的笨重青铜，而是精美轻巧的新材料黄金，用黄金装饰身体、装点车辇，以此彰显财富和地位。中国台湾学者黄翠梅、李建纬等认为，东周时期“地方势力的膨胀以及封建诸侯间的激烈竞争，不仅刺激了黄金的使用量，也导致饰金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贵族墓葬中，曾出土许多嵌绿松石熊纹金饰件，在正中熊首纹样左右两侧，又各饰一长角羊纹，无疑受到草原黄金文化影响。

▲ 这件熊造型的祭祀用器，出土于乌拉尔地区。供图 / 俄罗斯乌法考古及人种研究博物馆

在得到新兴贵族阶层的垂青之后，黄金制造技术迅速完成了本地化。如在马家塬墓地、陕西雍城等春秋战国遗址出土的金器之中，除了与草原一脉相承的金箔饰，还出土了黄金铸造的带钩。带钩是西周时起源于中原地区并长期在中原文化中享有较高地位的一类饰品，这样一种传统饰品以黄金铸成，表明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人已经开始尝试利用黄金按照自己的审美制造新的器物，这种外来文化与本土审美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

到了春秋晚期，中原工匠开始在铜器表面预先铸造的凹槽中嵌入金银丝，这种名为“错金”的新技术，达到更加奢靡华贵的装饰效果。错金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金银加工已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路。

▲ 斯基泰妇女的圆锥形尖帽，由现代织物和243块墓葬中出土的尖帽金饰片复原。在如今一些游牧民族的传统婚礼中仍然保留。供图／Lynton Gatdiner

审美改变、技术发展，让黄金终于找到自己的地位。《史记》《战国策》等史料中多次提到以黄金赏赐或行贿；南方的淅川下寺楚墓、随州曾侯乙墓中，都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金饰。这些都标志着在春秋战国，人们对黄金产生了高度认同，我们印象中“既富且贵”的黄金，终于在历史舞台上获得独属自己的位置。